散文“年贺状与飞帖”

散文《年贺状与飞帖》
作者：李永亮 / 诵读：笑笑

日本的”年贺状”和中国的”飞帖”，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之间却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每年的元旦前夕，在日本电视新闻的栏目里，主持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新年的倒计时日，而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总是平静地坐在桌前，整理着往年收到的年贺状。在这一枚又一枚的年贺状里，蕴藏的是情深意长的祝福，书写的是富有个性的文字和图案，看着年年增多的年贺状，它们几乎成了我难得而又珍贵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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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收藏的年贺状里，当然大部分是来自我的日本友人，他们中既有国会议员，大公司的老板，还有律师，教师，平民百姓商店街蔬菜铺的主人….在印刷体的新年贺词以外，他们通常都会另外用笔，写上一句两句鼓励的话语。抚摸着年贺状上的字迹，似乎能感受到他们情真意切的温度，透过年贺状的纸片，我仿佛又能看见他们的亲切与善意。在我生命的旅途中，曾经得到过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我遇到困难、面临危机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语言和国界的，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情感的沟通，更需要的是要依靠实物的载体来实现。我不能不说，年贺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尽管社会阶层.职业各有不同，但在年贺状的世界里，应该一律都是平等的。我的年贺状收藏之所以显得珍贵，是因为他们还是一种纪念。在我的日本友人中间有的可能会来往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而有的甚至于几年都见不上一回面，但全凭着一枚薄薄的年贺状连接着彼此的挂念。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遗憾或是伤感的事情，那就是有几位我尊敬的友人，在这几年里不幸地相继去世了。我还清晰的记得追悼会上的情景，但他们以前寄来的年贺状，倒也成了一种永恒的纪念。

年贺状的弥足珍贵，还在于它是一种忠实的记录。我在日本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有过五次大的搬迁。以前住在什么地方，我大概可以脱口而出，但具体到几丁目几番地，我的记忆就好像断片停摆了。

然而，年贺状记得。在我收藏的年贺状里，准确地记载着我过去的，曾经停留过的驿站：一个遥远的地方。从东京板桥区仲宿的一条小河出发，到川崎市麻生区的新百合之丘，接着又在同市的幸区北加濑住了八年，然后转到横滨的绿区东本乡，最后在西东京的药师池边上找到了理想的定居所在。
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的每一次迁移，都曾经得到了日本友人无私而又热情的帮助。这大概就是我把年贺状的珍贵视作为“古董”收藏的原因吧。

日本年贺状的风俗习惯，听说开始于明治维新时代。邮政制度的建立，让人们之间的交往有了新的仪式感。而在中国，据传宋代时有一种过年的祝福形式称之为“飞帖”。家家户户在门口上贴上一个接福的口袋，用于盛装邻里乡亲送来的“飞帖”。

“飞帖”二字，是我熟悉的汉语中最为生动，最为美丽的单词，可惜现在能够记得“飞帖”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瞬间即逝的微信，可能就是“飞帖”的现代版了。

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是阳历的日本新年，还是阴历的中国春节，我都将会一如既往地用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字，向我远方的朋友送上自己一份小小的祝福。

我不知道日本的年贺状能否寄往中国，我也不知道年贺状上是否盖有飞帖的邮戳，但我看到，大年初一的凌晨，日本全国的邮递员整体出动，他们挨家挨户地分发着祝福的年贺状，这是何等巍蔚壮观的景象啊！
我想象：那一枚枚的年贺状，就像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在空中，在冥冥中护佑着我们，它们在传递亲情的同时，莫非还是我们平民百姓心中的“萨德”，能够大概率地抵御着外来的“不祥之物”，和抗击肆虐妄为的“病毒”。

健康与安宁，但愿人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