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战争关怀与不彻底的反战反核思想>


   九十年代，村上春树在中国因《挪威的森林》的走红，曾被年轻读者们封为“小资之父”，但村上春树在其它著作中却有着与“小资”大相径庭的浓郁的战争情结。特别是“中国与战争”的话题，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例如，《且听风吟》中提到“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 ，美国评论家杰・鲁宾评论说“代表战时一代的那个叔父死得可笑之极” 。《寻羊冒险记》中提到日俄战争开始后十二瀑镇的在同一部队的五名青年被派往中国大陆前线，而在争夺一座山丘的战役中遭遇对方炸弹，两人丧命，一人失掉左臂，而战斗结束后，活着的两人还把炸得四分五裂的同乡尸骨收在一起。而长篇巨著《奇鸟行状录》中更是把以诺门罕战役为背景的各种虐杀描绘得淋漓尽致，像山本那样被俄蒙军官活活剥皮的惨象，还有对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几位因打死两名日本军官而遭捕的中国学生进行虐杀的场景，让人目不忍睹。小说《1Q84》中塑造了曾参加过满洲开拓团并有着深刻的战争记忆的天吾父亲这一人物形象，当然还有后来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等等。

   具体到战争关怀，村上春树在1997年接受美国的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关于战争这样的东西，我一直考虑着写点什么” ，他说，“在我内心里有个像箱柜一样的东西。那里有很多抽屉。上百个抽屉。我常从那些抽屉里抽出相应的必要的记忆或印象并加以使用。对我而言，战争是个很大的抽屉。那个抽屉时常打开，我就想从中拿出点什么，并想为之写作，积少成多，它的容积就变大了” 。村上春树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去写与战争相关的小说呢？村上春树在上述采访中明确回答了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基于父亲的战争经历。村上春树的父亲曾是一位国语教师，也是一位兼职佛教徒，他还被派往中国大陆参战。村上春树在采访中说：“我在小时候几次从父亲那里听到那些（战争的）话题。父亲那一代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这里有一种很想了解的欲望。那可以说是一种像遗产一样的东西。是记忆的遗产” 。

   第二个原因，是基于战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丧失”感。村上春树在采访中还说：“关于战争，之所以想写，还有一个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会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日本人，就是这样。我们自终战之后实际上一直是辛勤劳作过来的，是一心一意地工作，而且国家完成了复兴，渐渐变得富裕起来，并达到国家安定的状态。因此我们首先安心了。但我们开始扪心自问，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哪里了？此后，我们又将走向何处？不过从没有清晰的答案。这就是一种自我丧失。而且，就我本人而言，是边写这部小说（指《奇鸟行状录》——笔者注），边重新探寻写这部小说的理由与动机。” 由此看出，村上春树试图通过战争关怀与抒写来找寻日本现代“自我丧失”疾患的精神寄托，换而言之是寻求“救赎”，也正如美国翻译家兼评论家杰•鲁宾所指出的那样：“《奇鸟行状录》中的‘战争’并非呈现为一系列历史事实，而是作为村上春树这一代及其后代所背负的精神负担的重要部分加以表现的。” 

   显然，说起村上春树的战争观，毋庸置疑，他是反对战争的。村上春树在2009年2月22日奔赴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加沙地区正在激战，他在那里发表了题为“永远站在蛋的这一边”的著名演讲，表明了自己义无反顾地反对战争的立场。他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自己父亲的战争创伤和记忆。他说：“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见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那些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除了上述演讲中的表态，村上春树其实早在作品中体现出其反战的思想，比如处女作《且听风吟》中，酒吧主人杰说自己每次到港口看见船就想再过几年回中国一趟，于是“我”接着说自己的叔叔是死在中国的，而杰的回答是“死掉各式各样的人啊，不过大家都是兄弟。” 而长篇《寻羊冒险记》中讲述北海道十二瀑镇的历史时，写到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政府以等于白给的价格将羊群卖给该镇，当然不是出于关心，因为军部为确保进攻中国大陆时用来防寒的羊毛自给自足而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则命令农商省扩大绵羊养殖，农商省又将任务派给北海道政府，自然最后要完成的任务的是那些农民们。小说中讲述完这些之后作者用了“如此而已”一词，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险恶用意。小说紧接着写到阿伊努牧羊人的长子被征召入伍，并在中国大陆战死，当时已四十五岁的阿伊努牧羊人到处问人“为什么要跑到外国打仗呢？”，但没有谁回答他的问题。

   而“为什么要跑到外国打仗”这一疑问，在长篇《奇鸟行状录》的“间宫中尉的长话”那一章节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非常具体地说明了那是“不地道的战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接一个杀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对日本有好处”，该段文字具体如下： 
    “（前略）我们在这里打的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地道的战争，少尉！这不是有战线、同敌人正面交锋的正正规规的战争。我们前进，敌人不战自退。退逃的中国兵脱去军装钻到老百姓堆里。这一来，我们连谁是敌人都分辨不出，所以就口称什么剿匪什么收拾残兵把很多无辜的人杀死，掠夺粮食。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粮食给俘虏，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少尉，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大义，什么都没有，纯粹是互相残杀。遭殃的说到底全是贫苦农民。他们没什么思想，国民党也好张学良也好八路军也好日本军也好，都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我是穷苦渔民的儿子，最懂穷百姓的心情。老百姓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头来只能湖口，少尉！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接一个杀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对日本有好处。” 

   据《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 一书载，日本NHK在2000年的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侵略战争并不负有责任。但在村上春树看来，他在2003年接受法国媒体的采访中明确表达了自己作为战后一代人的战争责任感，他说“我出生在一九四九年，是战后出生的。有一些人曾这样说：‘我们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出生在那事件发生之后。'但我持有不同的意见。正因为所谓历史就是集团的记忆。对于自己的父亲那一代人，我们有责任的。对于我们的父辈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我们自身也是有责任的。我（在作品中）写下那些残虐的行为，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从自己内心里共同拥有和保存这份记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评论家杰・鲁宾及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认定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能体现出他对中国的负罪感或原罪意识，而中国翻译家林少华甚至因此把村上春树称为“东亚的斗士”。

   但笔者认为村上春树并不是一位彻底的反战作家，他只是具有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反战思想。所谓人道主义的和平反战思想，是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认为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残酷的，而和平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往往注重战争的残酷表象，而容易忽略或淡化甚至消解战争的本质问题。

   村上春树在长篇《奇鸟行状录》中写到了诺门罕与满洲，因此曾在1994年应邀去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场旧址参观，他后来将此行写成了随笔《诺门罕钢铁墓场》，文中提及日本当年参战部队从海拉尔徒步行军至国境地带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时，村上春树感叹道：“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从这里看，村上春树虽然对日本的战争行为进行了批评，但他这种批评并不够深刻，不能拿对方国家贫穷得榨不出油水而觉得没有必要进行那场战争。而且，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中声明，在一堵高墙与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无论高墙有多么正确而蛋有多么错误，他永远都站在蛋的那一边，显而易见村上春树是推崇“同情弱者”这一人道主义精神，甚至他对父亲每天早上不分敌我为所有战死者祈福的行为也流露出感动之情。

   村上春树尽管憎恶战争，同情那些为战争失去生命的人们，并声明和呼吁战后一代的日本人应该有担当有责任，然而看得出，他更多的是把那些如他父亲一样被迫到中国大陆参战的人看作受害者，强调昭和时代日本老百姓参战的无奈与被动性。他曾在《寻羊冒险记》中借用女友的话说“这么看来，日本人好像是在战争夹缝中活过来的”，而主人公“我”的一句回答“有点儿”，就表明了村上春树对战时日本人的同情与谅解。村上春树笔下的一些人物更专注于对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村上春树如此反战姿态是在有意无意间逃避了加害者的责任。

  当然，村上春树曾在2011年6月赴西班牙领取“加泰罗尼亚文学奖”发表的反核演说中有所进步，他强调了“我们都是身为被害者的同时也是加害者”。但细看村上春树对日本“3.11”大地震引起的福岛核事故悲剧发生原因的分析，他认为是本应严格看管核电安全的日本政府，为了顺利推行核能政策，无视少数专家的要求，且不断降低核安全标准水平，核电力公司更是不当回事。显然村上春树没有认清日本发展核能的政治意图。正如中国学者陈言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将核灾归咎于对‘效率’和‘便利’的追求，不去触及日美安保框架下躲进美国核保护伞下的苟且与核武装企图，无视核基地上冲绳的牺牲，没有洞察到福岛核事故之后，东京电力将危险的工作转嫁给下级机构和个人、所具有的明显阶级差别，反而使用伦理道德范畴内的用语进行描述，这种去政治化的意图表明村上春树对战后日本历史和政治缺乏深刻洞察。” 

    日本文艺评论家黑古一夫也对村上春树的反核宣言加以严厉批判，认为村上春树在3.11地震后始终保持沉默，而过去了三个月之后在西班牙荣获西班牙卡塔龙尼亚国际奖时，才提及到世人关注的日本海啸大灾难，反核演讲形似作秀。黑古还认为，村上春树根本不了解日本战后在大江健三郎、林京子等作家们的倡导下所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核运动，村上春树小说对现实社会中日益加剧的各类现实问题及社会矛盾更是避而不谈，所以村上春树的反核宣言只是表面文章，而对日本的现实社会是毫无意义的。    
   总之，作为一个有着世界性创作眼光并与日本文化保持某种疏离的作家，村上春树从其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始的三十多年的创作中，他对战争的关怀与审视，一方面表现出对战争残酷的想象，以及对战争受害与加害的反思，他也做出了反战呼吁，但另一方面，他脱离社会现实无视社会矛盾的那不彻底的反战反核思想，我们同样要清醒认识。

（2013年6月完稿，2021年6月修订）

 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第003页.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第52页.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村上春树，《夢を見るために毎朝僕は目覚めるので―村上春樹インタビュー集1997-2009》第9页.引文为笔者译.文芸春秋.2010
  完全同上。
  同上，第10页。

  同上，第12页。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第23页.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林少华，《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第30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第137页.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村上春树，《奇鸟形状录》第162-163页.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第221页，刘建平译.新华出版社.2000
 村上春树，《夢を見るために毎朝僕は目覚めるので―村上春樹インタビュー集1997-2009》第162-163页.引文为笔者译.文芸春秋.2010
 村上春树,《边境 近境》第140页.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陈言，“核时代的罹难经验与文学责任”.《文汇报》学人版面.2011/9/12



画作者：  陈允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