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白天去电视台工作。路过车站前的药妆店，还没开门，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目数一下，也有上百号人吧，其中一位大叔手里已经提着一桶卫生纸。不过，排队的人大多数却是年轻人。
后来跟在奈良生活的女儿联系时，才知道她也已经快用完了，正着急呢。稀里糊涂的年轻人，等醒悟过来，卫生纸都被闲着的大叔大妈、大爷大奶奶们抢走了。大概抢卫生纸这种行为本身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为抗疫做什么吧。
    
    重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发现以前好多没注意的细节，主人公开始偷偷写日记时的内心道白是：为什么写日记？是为了跟未来的自己交流吧。

3月2日
    今天下雨，又很冷。健身房那边来了通知，明天开始停业两个礼拜，最近，健身房内集体感染的话题比较引人注目。DP号上下船的一个老头，刚到家，就去了健身房，结果感染了几个人。据说，下船前，并未被查出是阳性。但是，不进行自我隔离，素质也太差了。

    安倍上周五宣布公立中小学停课，今天的国会讨论上，在野党就这个问题进行质疑，吵得不可开交。听听，觉得双方有道理。不管怎么样，有质疑，才会发现问题。

3月3日
    今天是日本的女孩节，想起恩人持永只仁先生（注：日中著名木偶电影导演，曾是中国第一部木偶电影《皇帝梦》的导演。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持永只仁先生传记》是我翻译的。）他的生日是3月3日。

    在北京工作的M发来微信，下个月要回日本。

    《一九八四年》中的一个小插曲，39岁的主人公偶尔进的一家古董店，看到一张旧唱片，想起了儿时的一首歌曲，但他只会唱前半部分；跟他要好的女孩子，26岁，会哼这首歌的开头；而比主人公大10多岁的干部能唱完整首歌。 
    主人公跟比自己小13岁的姑娘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时，姑娘要么睡着了，要么就问，为什么你要说这些！？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历史，不是每个人都会轻易接受的。记忆，有时不一定都被分享。

3月4日
    今天白天在电视台工作。因为工作的地方太拥挤，所以，即使带了便当，我也去食堂吃。但是，今天，对食堂的人之多，感到担心。白天，往往是一个节目组的人一起来吃饭。
    找个冷僻的地方，吃了便当就离开了。出了食堂，听见有人叫我，扭头一看，一个美女，戴着大口罩，以为是Y，就聊了起来，听着听着觉得不对，也不好意思问“你是谁“了，只好硬着头皮聊了下去。聊到最后，美女说，今天是代Y来工作的、、、
    


3月5日
    意大利、韩国，还有美国、日本，新冠感染人数都在增加，已经超过了9万。尽管这样，WHO还是说，没有流感的人数多。有可比性吗？

    S又发来诗人小引、方方日记、郭晶的封城日记等文章，觉得都很尖锐、现实。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写关于武汉的评论或感觉，一个在外围又外围的人，没有切身的痛，没有这样的语境，只会陷于小资情绪。能做的只有去感受他们的痛。

    写《中国纪行》的稿子，选了《国风·无衣》。祖父对这首歌的评价甚高。可以写东西，可以读书，还有工作，不能抱怨什么。

    今天晚上和L一起工作，她也是上海人，很喜欢聊天。央视也好，上海东方卫视也好，都是武汉的话题。火神山、雷神山，我们就一个个地记住一个个新的名字、新的词汇。

  凌乱的工作台（笑）

3月6日
    今天去某大学参加一个学会，上周，陈力卫教授来信说，大家来做逆行者吧，还有“解毒药“（笑）。戴了大口罩进会议室，好在人不多，主持人打开门窗，这些都是日本政府要求的做法。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
    学会发表者讲的主题是五四，因为想了解祖父的事情，自然少不了要对那个时代有深入的了解。果然没有失望，觉得受益匪浅。
    会后，没去喝“解毒药“，还是觉得快点回家为妙。
    
    读陈力卫教授的《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写得真棒，查得真细。方才知道，很多译词其实在几百年里，往返于中日之间，浮沉于两国的社会发展之中。这跟西学进入两国的过程也有关系。从词汇的来去中，也可以看到两国交流中部引人注目的部分，甚至被遗忘的部分，以至于很多词被看成是日本人翻译的。利玛窦时代，中国翻译了很多当时西方的书籍，如著名的《几何原本》（从表哥的书架上抢这本书，却还没看懂、、、），几何，这个词就是中国人创造的。就连“地球、地理、生物、直径、半径”等等，都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原来，自己一直以为这些都是外来词的词汇，早在18世纪就已经诞生在中国。
    我并不是“我们早就有了”的主义者，但是，集体忘却真相，也是错误的。力卫老师的这本大作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本来有英语课，马丁老师要求停课，所以这个月的课都没有了。

3月8日
    今天看了NHK拍的关于中国皇帝的第三集《雍正帝》，以前没看过关于雍正的电视剧，所以这次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政治制度很有贡献的皇帝。他发明了奏折制度，在下级官员递上来的奏折上，竟然一一亲笔回复，而且有些回批还特逗。比如，有官员写“要粉身碎骨“工作，雍正的回批是”不止于此“。对”一腔心血至死以报“，回批是”何至于此“，并称此人是”愚之极“。不禁大笑，太痛快了！
    雍正才13年，又夹在康熙和乾隆之间，不太显眼，但却在短短的执政期间，为中国皇帝的独裁政治制度做了各种规范，军机也是由他命名的。据说，宫崎市定的《雍正传》对他有极为精彩的评价，要找来看看。

3月9日
    上周的学会上，Q教授送我一本他用中文写的著作，作为还礼，我把祖父诞辰120周年的今年套书寄给了他。Q教授对郑玄似乎独有钟情，而古典注疏方面跟祖父有重叠之处，所以我觉得他是个理想的读者。

    电视台那边来信，要我们每天测体温。赶紧找出好多年没用过的体温计，还好还好，36.6°C，正常范围。



3月10日
    今天继续整理跟祖父有关的文章，觉得那些写祖父文章的人都比我写得好，很沮丧。

    今天晚上工作。同事是上海人，跟我说：“有人说，现在好像中国更安全“。但是她没说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也不置可否。我觉得，自己没在国内呆过，没有可比性。

    回家路上，读到Q教授的来信，说是看了我祖父的书，觉得很过瘾，尤其是关于《孝经》的部分。我去年听他说过，接下来的研究对象是《孝经》，而祖父的《文存》中有很多关于《孝经》的研究，这其实也是我送书的目的。祖父在天之灵，能遇到一个知音，一定会感到很宽慰吧。
    深夜的出租车上，感到心中充满温暖和安慰。

3月11日
    又到了311，这个日子，让我刻骨铭心。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世界的今天，更让人觉得自然灾害的威力。不同的是，地震的破坏力是可见的，而病毒是看不见的。当我们今天说这个病毒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大部分是想象，唯一可看见的是被传染到的人的症状，而不是病毒本身。这就是我们恐惧的原因吧。

    开始重读加缪的《鼠疫》（日文版），中文版两年前在上海买了后看了，只觉得可怕。但这一次不同，很有感受，觉得今天人们的行为以及想法、感情，都被加缪写到了，作为读者，我只是在追认他所描写的内容而已。加缪把“鼠疫”病毒称之为“抽象”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无法看见它，但能谈论它，还要跟它作斗争之故吧。
    以前没特别注意的细节，主人公里厄作为医生，拼命抢救患者，但却并不相信宗教，他的好友问他，为什么这么忘我地工作，他回答：“因为道德。”好友问他怎么解释，里厄说：“道德就是理解对方”。理解＝道德。真有恍然大悟之感。

    病毒，最终体现在各种case的数字里。抽象，由此变为具体。

3月12日
    白天去图书馆还书，才发现图书馆为防止疫情传染，将关闭到月底。好在还书没问题。

    山崎麻里，《罗马浴场》的作者，居住在意大利，上个月因工作回日本，结果因为意大利疫情大爆发，就回不去了。她的情况就好像《鼠疫》中的那个记者，突然被迫接受与家人分离，她在一个节目中谈到她跟在意大利的家属交流后，走在日本街上的恍惚感，跟我上个月的情景差不多。

    美国情况也有点不妙。晓燕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她也只能关照女儿别出去，要戴口罩。
在广州照顾年老父母的表妹，原本三月要回北欧，她丈夫是芬兰人，现在瑞典工作，儿子又刚从复旦留学后回到芬兰，一家三口也各处异地。她给丈夫和儿子分寄了口罩，苦诉说：也不知那两个男人在北欧会不会用，只能聊以自慰。

    今天去电视台工作，见到了多年不见的N。N基本上只做早上的工作，而早上的节目，只有一个人，所以，只做早上节目的人，和其他人很难见得到一面。N还是手写，好厉害！ 

3月15日
    Q教授来信，谈了对《陈子展文存》的感想和对我的鼓励。

    “包括陈先生在内，民国学者的学术，至少跟现在比，并没有专业化。因此生活与读书一致，学术与人格一致。换个角度说，他们的文章，按现在的标准似乎不够学术。
    这问题在现在的学术已经专业化、职业化、形式化，读书只是为谋生，学者并没有涵养。有利有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世必然，无所谓好不好。但隔九十年看当时的文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剧变。
    专业学者离不开自己的学术标准，他们只会照着自己的学术标准评论老先生哪里厉害，哪里不足。您并不受这种限制，希望能以自由的立场做出更有宏观意义的评述。“
    
    Q教授是日本人，他的中文无懈可击，而且尖锐。生活与读书一致，学术与人格一致，这于我来说，是对祖父的最准确的评价！这大概也是他本人的理想吧。

    明天去京都·。看在日本全国感染病例到今天还只有780人的份上，加之报道说京都旅游景点游客很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