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山厳先生》 （下）

不知不觉的从记忆中又冒出这件蠢事来：那是我第一次来日本。在1988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乘坐晚了6个小时的飞机从北京经过上海终于飞到了东京。本来是应该上午8点起飞，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拖到下午两点飞机才起飞。到东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我这个土包子在首都机场被冷着脸的工作人员没有好气儿的支来唆去，我不仅变得更傻而且更笨。整个混乱过程现在也记不起多少了。还记得从圆厅走进廊桥又看见前面有一个小门，我断定那是飞机舱门。两侧站着穿着漂亮制服的日本人空姐，她们向我鞠躬问候，我却不懂得也要向她们还礼或问好。接下来我发觉自己不知缘故的开始紧张。白石公司为我订的是“全日空”波音747大型客机的商务舱。我走进机舱里，看到完全陌生并产生了畏惧的特殊灰色调空间。（经过三十多年后的人们能了解多少呢？能理解我当时是从一个什么样落后密闭的山洞中钻出来走进了这架飞机吗？）飞机里面已经坐了近一半的人。他们大多是日本人和一些西方人。有的日本人戴着闪着绿色光泽的眼镜。机舱里飘散着古龙香水的香味儿和一种混合低声的鸣响，像急速的气流声。这之中隐约听得到轻柔的弦乐曲。让我感到即美妙又难以接受。一个古老又顽固的念头出现在脑子里：他们，他们就是日本人！日本人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做下了许多的恶事。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看到他们干净，整洁，拘谨有礼的样子，我觉得似乎应该尊重他们。可是情绪里又总出现另一种敌意，它总是跳出来提醒着我：这些人是日本人！日本是一个残忍的侵略者国度。再看到坐在身边的日本人，我很难把这种古老的敌意和友好相处搅在一起。不过，我要学着用他们那种礼貌的笑容和举止来回应他们。我不会日语只会英语，也是不多的几个单词。我又发现我的衣着和他们差别很大。虽然同是西装，我的西装堆满了皱褶。不仅颜色不大对头，而且那颗上边的纽扣也松脱了。西装是不可以扣上两颗纽扣的。里面的衬衫虽然是真丝的，却松松垮垮。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一种偏深蓝色的，又带着一些细碎的紫色纹理。这之前我不知道真实的日本是什么样。我也是费了一些心思用很高的价格买了这一套西装。我的领带就不用说了，一条颜色鲜红土气十足的领带，那是国内的所谓的名牌。当然是带着政治色彩的。我没有更多的文明常识。出国之前我问了几个人如何修饰自己，大家各说各的，你没法判断谁说的对。我就依照自己的想法买了这套行头。我坐在飞机的商务舱里，头等舱是在二楼上面不知道什么样。这已经是很不错的舱位。我的左右前后都是日本人，却看不到有像中国人的。那时候一眼就能辨别出谁是中国人。啊，有六个人走进舱里了，他们大声的讲着话，蒙头呆脑的。穿着和我一样粗糙的西装，加上没洗干净的头发和脸。他们进客舱之后一直朝飞机的后面走去，都是干部模样的人，端着架子装腔作势的。坐在左边的日本人年龄大约在五十岁，显得和蔼谦虚。我立刻判断这个年龄他们没有作为侵略者到过中国。（如果在今天思考当时我的想法，也许有些可笑。战争本来应该是投降了就不再是敌人。放弃敌意共同维护和平和友爱）。第一次乘坐飞机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他也是初乘飞机的人吗？看他弄弄这儿掰掰那儿，把安全带系好又解开。他又调整头顶上的空调风口，还有耳塞插进扶手前边的插孔又选择频道。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是第一次看到。飞机里的广播我一句也听不懂，无论是英语还是日语我都听不懂。广播里面没有中国语。我学着旁边人的做法，凭着我的小聪明做好了。就是坐着这架飞机，我一路心情紧张从北京经由上海飞到了东京的成田机场。现在我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了，处在自己与世隔绝的壁垒中战战兢兢。跻身于大声讲着英语和其他语言并神采飞扬精神饱满的人群中，我感到从来没有的孤独。好容易碰见了坐在后面的几个中国人，里面还有一个日语翻译不住口的讲解着。我便悄声向他们询问，跟随着他们到了入境的检查口。把我的护照交给里面的工作人员，至于他说了一句“欢迎你来日本，辛苦了”这样的话也被我置若罔闻。出去后我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在二楼的通道上无意从旁边的大玻璃向下看，我看见一个笔直站立的人，面对着出口门，我想如果他抬起头就会看到我。后来我才知道大玻璃是单面反光的镜子，从外面看不到我。他的身边还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翻译。我认定他是白石社长。我看到过他和几个人合影照片。飞机晚点了6个小时，他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我随着人流走，看看前后左右密密麻麻的都是刚刚走出飞机的人。那么多高大健壮的美国人欧洲人和深色皮肤的人，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他们都是精神饱满快活自信，大声说笑着无拘无束。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我很自卑而且越发自卑，变得更加紧张。（我所在的国家没有给我任何优越感，我还想到人们通常都会轻视贫穷和愚昧。）看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他们整洁严谨的装束，他们快步行走，他们满足而坦然，谦恭又不失尊严。所有的一切，机场里的一切，见到的现代化的一切，我所想象不到的一切，更增加了我对这个巨大的陌生世界的畏惧。



面前大型自动门向两侧拉开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正是白石社长。他们也看到过我的照片，并且马上认定是我。白石社长伸过手来我们握手。我还不知道在日本通常是不握手的。白石社长是很美国派头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当时我的手是不是很黏腻很脏，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口臭，我从来都闻不到自己有口臭。昨天是洗过澡的。我闻到了从白石社长那里飘过来的很好闻的香水味道。我们边说着边一起向大厅外走去。不管白石社长寒暄了什么，翻译滔滔不绝翻译了什么？我几乎都听不太懂，我说了什么自己也不明确。有一阵子变得非常茫然迟钝。我们坐在了轿车里，白石社长先拿起车载电话打了几个电话，我第一次看到可以随处携带的电话。然后他讲述我在日本活动的大体日程。还不时的嘻嘻哈哈的和司机或翻译谈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他大概说到外面的那些亮着的灯，还有道路两侧反射着光的小指示牌。他告诉我说：日本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人们心眼小做事也小心谨慎。日本湿度很高很闷热，汗散发不出去会觉得难受。几年前美国的弗兰克刚来的时候就不太适应。一会儿要先到我的家里去吃晚餐，还有几个公司的干部一直在我的家里等着。是设计部主任和公司里的几个高层管理者。明天晚上在公司大会议室开欢迎H先生的宴会，本来定在今天晚上的。
我看着车窗外亮着繁星般灯光的各式各样的楼宇闪过，道路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广告牌和霓虹，这个世界是一片光彩明亮。当我们的车到了高速路坡上的时候，会看到前方下坡是一排排无休无止的红色汽车尾灯，像一条条延绵不断的红色光河流向四处。我惊奇的看着这个奇怪的世界，心里又出现一阵在这个陌生宇宙间的孤寂和恐惧。我可真土啊，我一点儿想象力也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原来存在着如此不可思议的国家。这之前，我的国家之外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没有认真想象过。
在我家门前的街道只有一根电柱上有一只昏黄的灯泡，罩在一只白色搪瓷灯伞下。夏天有许多飞虫围绕着它飞舞，冬天里雪花在它四周飞旋飘落。孩子们在这只灯下聚集嬉闹玩耍。

晚上八点多到了白石社长的家。大厅里明亮耀眼。他家里所有的来宾们都站在走廊的一侧，鼓掌欢迎着我。这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好像有三层楼，是古典风格的日本建筑。我脱了皮鞋换上了拖鞋，这都是翻译悄声告诉我的。白石社长总是在跟翻译说着什么，翻译也立刻再转告给我：他问我要不要上厕所。我说要去，我就被折来转去的带到了厕所门前。我努力记下回来的路。我看到这个厕所里，尽是我不懂得如何使用的器具和设备。我把厕所的坐便盖儿掀开，我小便，然后又放水把它冲掉。我用肥皂洗手又用毛巾擦干净。我又簌簌口，把水吐到了洗手盆里。以后有几天我还在忧虑：不知道有没有把牙齿里的东西沾到池子边上。

白石社长也不是事事超凡脱俗，他有的时候也会摆阔架子。记得我第一次到日本的九月份的傍晚，我们四个人在一个饭店吃过了饭，又坐着他的黑色的大轿车来到了银座大街。在银座四丁目我们下了车。这里十分繁华，人们川流不息穿着华丽光鲜。男人们几乎都是西装，或者敞开着质地上乘的风衣。也有年长的男人和女人穿着考究的和服。白石社长穿着深蓝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清爽的蓝色斜条纹领带。我们一起在银座大道的人行道上走着，左侧是各种世界闻名的大牌商店气魄非凡。我所要说的是，他的司机五十岁的鹫东弘功曾经是一位有些名气电影演员，他开着那辆黑色高级大轿车放下了车窗玻璃，他不时扭过头看我们，他真是有股帅劲。车子慢慢的在马路上跟着我们前行。我们进了一个商店，它就停在那儿。我们出了这个商店，它又会跟着我们。白石社长带我进一家乐器商店参观这里面的乐器，还买了一张日本民谣CD送给我。这之后我们就钻进车里拐弯进了一条两侧有很高梧桐树的优雅的街道，进了一家德国啤酒馆。不过后来想起这事，又认为白石社长不是有意摆出这样的架势。他不喜欢逛街转商店，只是顺路带我进了“山野乐器”商店看看乐器，买一张我曾经说喜欢的一首歌曲的CD送给我。我也只看到一次白石社长摆出这样的架势。

我来到日本开始的两年多，白石夫人正在老家枥木市照顾着中风的白石社长的父亲。他的父亲最早是一位教员，战后就办起了木材加工厂。白石夫人差不多两周到我们社员寮来一次，为丈夫洗衣服再为他做点好吃的和整理房间。那时候她后背还没驼得那么明显。她忙一整天不浪费时间，她为丈夫冲好新茶再一起写短歌俳句，相互讨论，很热衷。星期日早上一起回枥木老家看望父亲，晚上白石社长一个人又回到社员寮。他会到我的房间坐一坐喝一听啤酒再回去睡觉。他的父亲去世后，白石夫人也不常来东京，她不太习惯在社员寮住。在老家栃木有几个从小长大的老友相处得很融洽。
来到日本最初的几个月白石社长带着我几乎走遍了全日本。他让我去了解今天的日本。他说：“中国在改革开放搞现代化，你多看看，多想想，把这里的好经验带回你的祖国。”他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情，各种各样的社会状态介绍给我。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基本上不再感到由政治带来的恐惧，也减轻了在饥寒交迫中的挣扎。人们可以自己做些小生意，也可以自己开小餐馆小工厂。这之前是绝对不允许有个人劳动自由的。一个人一辈子也不能随意调换工作。只能每个月领到很少的工资。如果把自己家树上结的沙果或樱桃拿出去卖就要被“市场管理所”强行没收。不是不让你活着，只让你有一点点口粮一点点肉一点点植物油一点点棉布，都是一点点。只允许你维持半死不活的生命。由于饥饿，那时候人均寿命没有公开统计，也许不会超过四十五岁。1980年代开始，我们渐渐脱离了那种残酷的非人道生存状态。平心而论，当时我对国内的社会生活似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再说像我经历过了那个残酷时代的各种政治铁轮的碾压，早已经失去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不满意的能力了。
白石社长带着我游历日本时住的并不是奢侈的高级酒店，而是普通的宾馆。他带着我去过神户的“竹中工务店博物馆”参观，这里面展示着三百多年以来日本的木工工具。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木匠居然使用这么庞大复杂的工具群，做出了天下无双的木匠活。作为木匠，我可是内行。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做木匠活儿。在那一刻我才觉醒：好木匠原来是这样的，我还差得远呢！
2009年白石社长去世后，我只要去神户就一定进去这个展览馆看看，回忆三十年前第一次和白石社长走进来参观的细节。
他带着我参观了很多有名的古老的建筑和现代建筑。

我又回头想起绿馆，就是那个GreenClub。那时候白石公司已经临近倒闭，白石社长的大部分房地产已经抵押出去了。绿馆也在其中。在移交之前举办了一次有趣又庄重的老同学聚会也是和绿馆的告别会。大家拿出各自写好的人生简历的散文或短歌俳句朗诵。然后互相谈出读后感。修改后出版成集子，名字叫《秋鸣集》。至今在我的书柜里还保存着一本。有二十二位七十多岁的同学参与了这个活动。白石社长也特别邀请我参加。有几位老头儿竟然换上了高中时期的校服戴上了学生制服帽，他们站成一排，有人戴上棒球手套拿着一个当年的棒球侧着身做出投球的架势，另一个人双手横握着球棒举到肩上，一起喊着棒球队的口号唱了校歌。整个场面让我感动不已。都不知不觉的回到从前的学生时代。
这之后没几天，我们社员寮的人和其他关联公司的几个美国人也被邀请到“绿馆”聚会。查理也辞职去别的公司了。他的夫人还有他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3岁都来了。小孩子跑来跑去叫着闹着显示着生命力。这个晚上白石社长真是喝醉了。他喝的太多了，那不是由于什么喜事来临才喝了那么多的酒。他躺在长沙发上，查理的大女儿索菲亚把白石社长的一双袜子拽了下来，放在了他的脸上。白石社长闭着眼睛在那不停的笑着，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快活的反复叨咕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这会儿他真的忘去了烦恼。把压在心底的坏情绪甩到一边，他沉醉在自己快乐的幻境中。白石社长在“绿馆”沙发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枥木老家了。
那年我才四十几岁。以我的立场和经历，怎么也不会完全理解一位七十多岁的孤身武士与无法抗拒的经济大崩溃决战，直至丢盔卸甲彻底败下阵来。
白石山厳先生的确是一位不平凡的武士。他已经遍体鳞伤弹尽粮绝，而握着长刀柄的双手的手指任你用铁钳子也掰不开！
这次宴会是“绿馆”建好十年最后的一次宴会。这之后没出三天那座漂亮的北美风格的房子就被新买主拆除了。
白石社长把“绿馆”那套一流的音响送给了我，现在，我正在一边听着肖邦一边写这篇文章。

 
我一下子记起2002年10月去日本。白石社长约我在练马车站外面出口见面。我走了出了车站，我们相互鞠躬道安。他的腰弯得比去年更显而易见了，两只手臂也向后伸出去保持身体平衡。也更像个老头儿了。不过他精神头依旧不减。从过街天桥上走过目白大道时我注意到白石社长好像处在个人的沉默中不讲话。我看到街道两旁又增添了令人欣喜的变化。我放慢步伐随着白石社长进了一家事先预定的饭馆儿。那是一家日本料理店。白石夫人见我们进来站起身，脸上堆起笑容与我问候寒暄。她的脸色苍白浮肿，好像在病中。我不好见面就问白石夫人身体，白石夫人坐下后自己说：最近有些不舒服没能去车站迎接。我要带动起精神头来，就故意情绪高昂的谈笑。可我还是感到了令人不安的沉闷气氛。我和白石社长一起喝了一瓶清酒，吃了不少的寿司，又要了一盘刺身。白石夫人只喝了一小杯，吃的也不多。白石社长提议说：我们两人去到附近的一个小公园走一走坐一坐，然后再到我家里喝茶。就让夫人先回去准备准备吧。我们走到了附近不远的一个很小公园里，只有两条椅子，没有游人。我们两个坐在椅子上，白石社长做出平静的表情对我说：“吃饭的时候你问，健树怎么样？我们没有回答你。健树，自杀了。我的夫人还在沉痛当中走不出来。最近她好像患了抑郁症，请你理解。所以她今天没有很多笑容。事情刚刚过去两个月零几天。”
我十分震惊！健树是一个嘻嘻哈哈爱善意取笑别人的人，比我小几岁。我们不常见面，以前他在白石物产流通公司任社长。后来接替白石公司的时候我就辞职了。他是快乐的人，喜欢交响乐喜欢弹吉他给自己伴奏唱歌。还喜欢骑越野摩托车。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常常和几个同学一起骑摩托车去很远的地方。还一个人骑摩托车绕了日本一周。这几年公司不景气就不常骑摩托车出去旅行了。健树是一个很懂幽默的人。刚来的时候他带着我参观还没有完全竣工的一幢十层楼。我还不大会用电梯，他和我一起进了电梯按下上十楼的按键后，他一闪身窜出了电梯。我一个人被电梯带到楼上。返回一楼时电梯门开了，我出了一个怪样从里面迈出来。外边几个人个人嘻嘻哈哈朝我笑起来，我仔细想过很多遍，觉得他们还算不上是嘲笑。
我们偶尔在绿馆聚会时见面。那一次迎新年聚会，一位客人正在神情凝重的朗诵新年贺词，人们都在聚精会神的听着气氛安静肃穆。突然一声爆炸的轰响。所有人毫无防备都被吓得失魂落魄。健树！正是他把大音箱的音量放到最大后再打开开关，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桥本闭上眼睛双手捂着耳朵尖叫：“地震！天哪！” 音乐教授夫妇也一起挥舞着手喊起来：“把音量放小声点，快放小声点！”几秒钟的惊慌之后人们从健树的恶作剧中平静下来，发出阵阵欢笑故意大声谴责健树。有一阵相互吵嚷着什么都听不到了。健树笑嘻嘻向大家鞠躬认错，样子可笑又可爱。这一晚上所有人都被他鼓起了的兴奋快乐的帆，大家都拿他开心。
依我的了解怎么也不相信健树能自杀。他是专门制造欢乐幽默气氛的天才。我盯着白石社长，他膝头上两只拇指不住地捻动，确凿地告诉我：“健树是在他自己家里自缢的。”
我沉默了许久。然后用很小的嗓音说：“是健树的工作压力太大了。”白石社长垂下眼睛看着前方地上停了一阵子，也是很小的嗓音对我说：“他得了病”就停住了。白石社长此时显得比刚才更加衰老和脆弱，可怜巴巴的向前探着下颏不停地眨眼睛。我知道健树患有一种过敏症，还伴着严重的神经性皮炎。我看到过他两条胳膊上都有一片褐色难看的皮肤，他不穿短袖衣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他是一个品行端庄的男人。当时只要我随即接上白石社长的话上问一句，他一定会告诉得的是什么病。我不会忘记这个细节：白石社长说到“他得了病”这四个字就停下了，是差一点儿勇气说出口呢和还是等着我接着问“得了什么病呢？”他是犹豫着想告诉我的。可我没问这句话，我并不后悔我没问。我真是想知道健树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自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健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他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妻子很贤惠，也没有再婚。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看见健树刚刚哭过从社长室里推门闪身出来，低头快步经过大家的办公桌逃出公司。一定是在社长室被父亲训斥了。因为这个儿子健树实在是拿不起工作，甚至一些公司职员由于对他的工作能力不满而辞职。二儿子在北海道的分公司任社长，直到公司倒闭。
由白石社长的老朋友的介绍，健树到了一家日本很大的公司里面做职员。工薪不错，待遇也很好。不久就做到了中层干部。外边看着他都很好的时候却出乎意料自杀了。两年前我们还见过面，他还是嘻嘻哈哈幽默风趣老样子。我还想起来在他结婚后的一次见面，我曾经问他：太太怎么样？他满脸喜气的回答：人很好，很漂亮。后来我见过他的太太，人看上去很好，可是漂亮就说不上了。老实巴交的那么一个女人在一家公司做职员。后来她生了儿子，隔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以后她就不再工作了。现在算起来，健树的大儿子也该有二十一、二岁了。
白石社长经历了自己大儿子自杀的打击，从他表面是看不出来。我们见面那一天他努力表现出来不被失去儿子的情绪所干扰，努力做出轻松平常的样子。我能想象得到他承受着什么，因为我也失去过亲人。虽然时已久远，但是只要沉下心来静静地回想来自亲人所给予的美和爱的细节，那种能把人逼疯的悲哀马上就会袭上心头。
坐在公园里我们沉默了许久。这种沉默就是要在公园里多坐些时候的理由。还是白石社长提议，我们站起身朝他的家走去。他的家离练马区役所不远，是一幢十二层的楼房，他住在第十层。我进了他的屋子里，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屋子里有些杂乱，平时只有他们两个老年人，白石夫人七十四岁了。白石社长也已经是七十七岁了。雇了一位整理房间的人，每周来一个下午。白石夫人为我们沏茶。由于常年的劳作，她手指在年轻时就扭曲变形了。她身体由于早年营养不足而越发严重的佝偻。个子也越长越矮。白石夫人十分勤奋，每天都要给丈夫做饭烧菜洗衣服，还要写短歌（日本诗体的一种）。她带着尊崇的神情对我说：东京短歌协会的会长前天来我的家了。她偶尔要请一、两位还能走动的老友到家里坐坐，孩子们最近也常来看望。

现在我开始生自己的气，因为半天也想不起来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是在1990年还是1991年，白石社长在一次回访客户的时候，他阴暗的冷暴力让我领受到了侮辱和对自尊心的伤害。当时我忍下来却毅然做好了马上回国的决定。写好辞职函后只等手头的一点工作做完了就提交给白石社长。若在平时我绝不愿想起这类尴尬的事，可现在坐在墓石旁边就偏偏要从记忆里找出这件事来说明墓石底下的人。那天我们一起去滨松市回访购买了白石公司的木材的家具公司，还有他的大儿子健树和翻译。在那几天前我的精神状态就特别糟糕。实际上，就是前面说过的我已经遭遇了抑郁症。我说过原因是我的日本语不好，没法顺理成章的把深刻细致的东西讲给相关的人。许多想表达的也不是翻译都能够做得到的。久而久之就让我积累了一个又一个的郁闷，再加上这种规矩那种习惯，我还都没有弄懂。于是就发生了下面要说的事情：正是11月份，我穿着一件儿有里子的风衣。我并没有注意到走在那家公司的洽谈室门前时，应该学着白石社长把外面的风衣脱了下来，健树也脱下了风衣搭在了臂弯上。翻译在我身后。然后才敲门推开恭敬地走进社长室。白石社长挡住我，脸色非常难看，对我厉声讲着日本语。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不客气的把我推出了办公室的门。我完全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以为让我在门外面等着。我等了一会，突然门开了。白石社长推开门脸色更加难看，说了几句话让翻译告诉我。翻译对我耳语：“要先脱下外套才可以进室内，日本的规矩很麻烦，请不要介意。”我这才明白把我推出门外的原因。可是我从何处懂得这个礼节呢？由于这些在小事我们没法沟通，才积累了带有相当反感又憋闷无法发泄的苦愁。
我进去室内之后看到对方桌子旁已经有几个人。那个双人沙发上坐着白石社长，健树紧靠在他身边坐着。没有我能够坐下的位置。沙发两侧没有扶手，就是一个软包的长凳。翻译坐在一个独立的椅子上。我看得出来白石社长强忍下恼怒，脸色难看。他身体向里挪动了一下，让出来的地方只有手掌大，他却一定要求我坐下。对方的社长好奇地瞅着我。我就拿着笔记本蹲白石社长旁边。他仍然边和对方社长谈着边让我坐下。那一点地方没办法坐稳，我单腿跪在地上撑住身体就像坐在了上面。这回白石社长又是用胳膊肘骨头尖暗暗的使劲来顶我侧肋，做法和去名古屋的新干线上一样。对方的社长仍然在用一种探寻的眼神注视着我们，并吩咐下属去拿椅子。他不知道我和白石社长之间在搞什么鬼。我站起身来等着人拿椅子过来。白石社长又指着手掌大小的沙发头让我坐下，我再没坐下去。我不允许他再用坚硬的胳膊肘使劲顶我的侧肋，那种过敏般的奇痒难以忍受。还有我得让他知道我懂得他在做着不怎么样的小动作。他是在泄愤，也许他也气闷的快疯了。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做错什么。我被挤压得头昏脑涨，看着周围也模糊不清了。我马上要倒在地上了。和对方分手时连客套话也忘记说了。他们双方躬身行礼，我径直走出室内。翻译看出了这些情形，他眼神里总流露出一种对异乡人的同情。并且不停的告诉我许多要注意的大小事。他去中国学习汉语也许经历过类似遭遇吧。翻译是个三十几岁的日本男人，总是彬彬有礼小心翼翼。他中国语说的很好。雇一天这样的翻译大概要很多钱。
 白石社长忽略了我不懂日本语这个重要的事实！从他的语气和神情，我看得出他特别想让我知道他已经非常光火了。啊，那些日子过得真是很糟糕。如今细细回忆，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我们恢复了平心静气。平心而论，我们很快就和好了，我也很快就把这些难堪的旧事推出记忆之外不愿意再想起来。我们又恢复了以往那种快乐轻松的老样子。我也知道他仅仅在工作当中会变得特别急躁。如果有我后来的日语能力，也就会像后来那样，我们相处得更为愉快和顺畅。
这一段回忆可不是怨言。那是刚到日本不久的事情，我的日本语完全不行。日本语不行可真是大事！它能引起仇恨和战争！
在我打算递交辞呈的前两天，白石社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温和的笑着说：“我希望你的夫人和孩子也来日本，你一个人又工作又管理自己的生活很不简单。你心里有烦恼的事也没有人听你说说。公司给你做这个手续让家人来吧。”
就这样，那份辞呈一直保存至今，还在我的文件夹里。我在白石公司工作一晃就过了整整八年。
我要说清楚白石社长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在工作当中性情变得很急躁。过后他会很细心的替你去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他很少当面道歉，他就是这样找到办法帮助你。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我遇见了同样的情况，我会怎么样？我也会做出那一刻必定要做出的粗暴举动来。而后来又要深刻懊悔自己并且尽力去理解他帮助他，我会是这样。因为我也是一个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急躁一反常态的人。
   
突然有一滴大雨点滴在了按在膝头的手背上。我抬起头，看到一片片散开的又白又薄的云，一动不动的贴在很高很高的藴蓝色天空表面。又有一滴落在我的耳朵后面，也清楚地感觉到有雨滴落在头发上。这是雨滴，可这是从天空上哪一块云朵落下来的雨滴？能落下雨水的云在什么地方？西边的天空呈现出紫蓝色的辉光，太阳开始下沉了，天色暗了下来。从左前方刮过来一阵劲风，风掠过的树梢上响起一阵沙哑低沉的嘶鸣。我在这里坐了多久了？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六点多了。坐在这里足足三个多小时了。在这段珍贵的时间中我的记忆如此清晰，由于某一种简单的色彩，某一道不引人注意光亮，某一个幻觉中或者真实的轻微声响，某一种混沌熟悉的气味，某一个自己下意识的细小动作，脑子里无缘无故跳出来的一支乐曲的旋律，所有以我的敏感察觉到的微小细节，都会瞬间变化着引导我进入过去了的某个场景中。墓石变得黑沉沉的。只有“白石家”三个字越发灿白。我该回去了，我撑着双膝站了起来，腿也觉得麻木酸痛。开始的几步走得不太稳。我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了吗？我总是在这样时刻告诫自己：我可没老！只是年轻时过度劳作和漫长寒冷的冬日，使得我的腿脚腰身过早的衰去。我拄着伞，迈稳步子，走在墓地的一条碎石子小路上。墓地上早已经没有人了，墓地显得特别肃穆和寂寞。我觉得整个墓地好像不希望我离开并且所有的灵魂在四处向我张望。我想象白石社长会从什么地方走过来，我们一起再坐一会儿能谈很多我们都想知道的事。最后他会像在自己家门前那样站在墓石旁鞠躬与我告别。他不能离开这里。
我回头看着，白石社长没有出现。空气中漂浮着容易辨别的由周围的树叶和植物散发出的清香气味儿。走出了墓地就踏上了一条不太宽的柏油马路。一辆汽车从后面驶来，车灯照亮了我脚下的路面。我靠近右边的护坡墙，汽车驶过后又是一片黑暗。我转过弯走过前面的宽马路，那里有巴士停车站。我要到航空公园电车站改乘电车。我刚刚决定了到池袋车站下车，我刚刚决定了应该去西武百货商店，去到八楼的餐厅看一看。去到从前总是被我们预订的那张桌子去看一看。如果没有满桌子的客人，我就在那张桌子旁找一个空位置，并请求客人允许我坐下来。点上一两道菜，再要一两瓶啤酒。这个时候我是越发地想回到从前的那个年代里，越发地想和白石社长还有那几个老友们坐在一起。如果今天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坐坐聊聊了。我产生了多喝点冷啤酒和冰镇清酒的愿望，同时要仔细闻一闻在橘色灯光中混合着鱼和酒的气味，憨笑着望着那几张模糊不清和我一样醉醺醺的老头儿们愉快的面孔。这种友谊是难得的，不是在所有的地方与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的。这在人生中也是难得的机遇。每个人都在这个小集体的聚会中创作出更有意义的时光。
天色全黑了，路灯该是早早的就亮了。我看到远处巴士的灯光正在离近。巴士停下了，开了的门正对着我。我上了巴士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去。车里的几位乘客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经验的人会猜到我是从不远的那片墓地走出来的。我看着车窗外，一些树木闪到了后面。路旁的建筑物和私人的住宅都亮起了温柔的灯光。一闪而过明晃晃的商店门脸，各种鲜亮诱人的广告牌，这所有的一切，都像很快就要消失到某个神秘的地方似的。到站了，我走下了公共汽车。用不了两分钟，我就可以走到对面的电车站。这个电车站最近重新修整过，晚上看着颜色也很舒心。有几间小商店，我开始想进那家室内满是温柔木色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就坐在那棵绿色的大叶子植物近旁的桌子。可我立刻取消了这个念头。还不如早一点去到西武百货店的八楼餐厅去坐一会儿。我看了一下表。现在已经是六点四十分钟，坐快速电车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西武车站，也就是西武百货店。怎么买的票，怎么走到了月台上到坐在了电车的长椅上，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是在想着前面的事情，想着西武百货店八楼餐厅从前给我留下的印象。那是个热闹聚客的餐厅。电车来了，我从敞开的门里走进了电车。这里是终点，电车是空的，人们都刚刚跨进电车。我就选择了一个靠门边的座位坐了下去，这样我可以靠着扶手的挡板闭上眼睛慢慢的去想象。或许还可以像从前上下班那样半醒半睡的打一个盹。电车里面没有几个人，大家也都在思考着自己的事，或者看着自己的手机和书。没有人注意我，可是我却在观察着每个人。我在想：以前这趟电车我也坐过，可那个时候并不是到墓地来，而是去到航空公园看展览。我闭上眼睛，我还没有从墓地的回忆中完全走出来，我不想中断回忆。从前绝不会想到老朋友们会死去。可是，你看看吧，现在只剩下我了。我已经到了他们当时的年龄。
不知不觉电车已经到了西武站。我走下了电车穿过众多的人群，走出了检票口。我在密集往来的人群当中行走着，有时候会擦到谁。但是我很小心躲闪，也会习惯的说“对不起”。大家都很匆忙，也有人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我走到了西屋的西口自动扶梯前，把脚庄重地踏在了正要滚动向上的梯阶上。我没有乘坐垂直电梯。从前参加约定聚会的时候，在这部电梯上说不定就会碰见谁。然后从后边儿站着的位置闪出身来，由空出来的半边电梯快步登上去，站在高桥先生的身后轻轻拍打一下他肩头再半蹲下身，不吱声专等着他回头寻找。这样会有一个小惊喜：“啊！你好啊，下了我一跳呢。”他看到了我，立刻回过身来打招呼。这可真叫人高兴啊！他说话声音洪亮，他一向不太在意周围是否有陌生人。接着他又大声的问我：“啊，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又见面了。一个月没见了，白石社长没来吗？”我说我们是单独来的，自己走自己的。高桥又说：“他不是已经到了就是在我们的身后站着。”我们到了八楼，走到了那个餐厅里，向右拐过一个弯角，我们就会看见在一面隔断的后面，那张大桌子旁边已经坐着几个人了。我们兴奋的远远的打招呼，大家久别重逢似得那么高兴。我们隔着桌子相互施礼鞠躬问候。马上有人会问：中村先生还没到呢？白石社长怎么还没来？本间先生出院了今天也会来，还有长岐先生也会来。又一个人大声说：那个那个，还有桥本老师，就是那个女高音歌唱家也要来的。今天人来的很多呢！
大家坐在下来不住口的争抢着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份喜悦。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高兴？我认为是受到白石社长的启发。可以想象得到，几十年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或者很多的心理方面的问题。除了大家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有共性的，个人的生活里除去平静和快乐的部分，一定存在若干不安和苦涩。特别是在当下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这样的聚会就更加必不可缺。而且都会期待着这个相聚。

我到了八楼，看到眼前的景象一下子我有点懵了。我不是到了原来的八楼餐厅的所在地吗？这里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又想不起来从前走下电梯所看到八楼的样子了。我站在电梯旁边观察着周围，眼前都是新的餐厅。想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的想起来了，是的，是向右转，然后就是那个名字叫“澜”的日本料理餐厅。我向右走去，看到的竟是一家意大利料理，临近是一家台湾餐厅，还有一家是冷饮店。原来的“澜”改成了三家小餐厅。这一下子让我顿觉失望。我怎么还能体会到过去的那种氛围？怎么能感受到从前大家围坐在餐桌旁边的幽默愉悦的时光？这太令人扫兴了！走近了，我判断意大利餐厅里面的一角就是原来“澜”的那张大桌子的位置。那是“属于我们的”大桌子。现在那里摆着几张小桌子，有几位客人在用餐。灯光柔和室内色调黑暗。我认定了靠着那矮隔断旁边的一张小桌子是我经常坐过的位置。我请侍应生允许我坐在那里。我拿过了菜单。开始点菜，并且要了一壶清酒和一瓶冷啤酒。旁边一张桌子，坐着一对中年男女。左前方的桌子，只坐着一个男人，大约50多岁。他只顾在那闷头的吃饭，一眼便知他不是那种喜欢跟别人搭话善于交往的人。可是这时候我真是想和谁说说话。我给自己倒了酒，我开始喝啤酒。喝了一瓶之后，我又开始喝清酒。我要了意大利的沙拉和煎三文鱼，菜很可口。一会儿侍应生走过来，又送了一盘儿意大利的海螺面。我便问起他了：
“请问，在2009年之前，这个位置是一家叫‘澜’的日本料理店吗？”
侍应生不眨眼的望着我，好像费劲的思考了一阵，回答我：
“啊，已经10年了，我到这里工作刚刚半年多，我去问问店长。”
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店长走了过来。店长是一位年近五十多岁的人，穿着黑色的西装上衣系着白色的领结，裹着黑色的长围裙，戴着一顶有些古怪的，黑白相间的条纹帽子。我问起他：“请问，十年前这里有一家叫做‘澜’的日本料理店？”他毕恭毕敬的站在原地欠了下身说：“我知道，我知道，它在2012年9月就休业了。”
我对他说：“那可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餐厅啊，我想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可以坐十个人。如果我们人多坐不下呢，还可以把旁边的桌子拉过来拼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个月有一次聚会，有时会来七、八个人，有时还来了十几个人。隔了十几年的今天又到这里就是为了重温一下那个年代呀。一起聚会的人，他们都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们早已不在世了。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他们再也不会来了。”
说到这里我竟然朗声笑起来。
“也许那时候我们见过面呢。”店长接着说：“我一直在这里工作二十五年了。我虽然记不清楚你们的面孔，却有印象每个月一定有一群老朋友订这张桌子，大家可真开心哪！”
“可真开心哪！”我重复店长的话。
“还需要加点什么吗？餐厅快打烊了。”
“再加两瓶啤酒吧。”我告诉他，他便离开了。
马上他握着两瓶啤酒走过来放在我的桌子上就匆忙的返身离开。
店长没有兴趣和我聊起那些往事。他已经宽容我再喝两瓶啤酒。
我开始自言自语说起来：
“很少的人会在世界上留下些好东西。那几位老头儿把优美的聚会氛围留给了我，可是我会留给谁呢？聚会的好氛围就像一个小乐队的乐手知道如何默契演奏自己的乐器，会恰当的在某个乐段上加进什么样的好配器好和弦。他们在十年前就都先后离开了人世，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几乎每年从哈尔滨来东京待上十天半月的。今天去看了我的一个老朋友，是到他的墓地上。”店长扫了我一眼并没搭腔，显然很忙。他查看每张桌子关掉一盏盏灯。他表现出来正急着在下班前做好必要的许多杂事，没时间听我的啰嗦。我也知道是这样，可是我想把话讲给他听的愿望占了上风，因为他曾经看到过我们在这里聚会。也许那时候还和我们聊过天呢。
“在十年前看到我们在这里聚会，你看到过。”我希望他能听我把憋在心里的想法说给他。
店长正站在稍远的深色长柜子前摆放着酒具。他站直身面向我说：“也许不是你和你的朋友，那是些很吵的老头子，打烊了也不愿离开呢。”
听他这么说我又气愤又扫兴。不过我还是对那位冷库无情不知好歹的店长说：“真对不起，耽误了你很多时间，我这就走。”
我站起身，把最后一杯啤酒喝光。侍应生立刻跑过来收拾桌子。
我穿好风衣，去结算。并没有向店长告别。

下到一楼的时候，从喉咙里涌上来一阵伤心，我哽咽着忍下了。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如此难过呢？这是怎么回事？从前的“澜”可没有催过我们。那时候打烊是在晚上十点钟。我们都是在九点四十分离开餐厅从来没有拖延过。这是我自己喝多了酒，再加上孤独我才流出了眼泪。
我走出了西武百货店，这有名的繁华商业街区在晚上显得更为炫丽明亮喧嚣热闹。众多的人们熙熙攘攘欢声笑语的。马路上传出汽车轮胎刺耳的摩擦声。
我听到一个四人爵士乐队在道边上的青铜塑像下演奏着。水平说不上多好，却让我感动的和演奏者一起沉入到乐曲里了。我站在他们对面，认真的听着。

在听到一段舒缓沉着的旋律的时候，我突然决定明天还要去墓地看望白石社长。给他带去我们常喝的威士忌，还要买两只好的威士忌专用酒杯。

令人高兴的是，这段可爱的旋律一直反复了许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