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烟若

朋友在网上问，怎么没写写你此番的春节日本之行？
隔着电脑屏幕，我仿佛能看到对方揶揄的窃笑。

 

确实，没什么好写的。七天随团来去匆匆，蜻蜓点水，感悟与观察都不深刻。更何况，持续绵延的疫情，更如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心头，使人做什么都没有情绪，恹恹的，只强烈感觉到个体的渺小，生命的荒诞与可悲。

在这种时刻，任何文字都显得特别矫情、苍白与乏力。

 

不过等等，也许，我还可以写写开旅行巴士的司机，那位老师傅，尽管并未与之有过多少交流，但他却是此行唯一留下较深印象的日本人。

老人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精瘦，干净利索，身板总是笔直，给人工整严谨、不拘言笑的印象。下了飞机，负责地接的金导游告诉我们，只需要将行李箱的拉杆收起，整齐摆放在车下，然后直接上车就可以了，行李会由司机师傅一件件摆放到车底部的行李厢里，不需要我们参与。

听罢内心多少有些讶异。毕竟，目测对方是一位已年近六旬的老人家，我们果真“袖手旁观”合适吗？还有一个担心，这么多的行李，会不会不小心被落下或者弄错呢？但又似乎必须遵从这样的安排。因为负责搬运行李上下车，是老人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不能“逾越”。

我没有急着上车，而是默默地看着他有条不紊地一件件码放着行李，并没有显出吃力的样子，而且似乎，还很轻松。这时，同团的一名中年男子，在搁置自己行李的时候，特意好心地往前方更贴近老人的位置推了推，却未料，他扫了一眼，竟顺势用力一甩，行李箱咕噜噜歪到了一边，虽然是无声之举，却表现出几分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

中年男子无奈地苦笑了下，怂怂肩膀，讪讪地离开了。大概在想，这个倔老头，不知好歹。

 

再看老人，仿佛刚才的尴尬与己无关，仍旧动作麻利地干着活。我发现，他并不是将所有行李一古脑都搬上去完事，而是按行李大小、规格进行了一番排列和规划的。细细打量老人的穿着：一件极为合体的黑色超轻羽绒服，黑色的休闲西裤，裤管很瘦，黑皮鞋，头发呈棕栗色，不知是否染过，修剪有型。还戴着黑色的手套。这身装束并不十分宽大和舒适，却使人显得格外精干利落。

我在心里大概算了一下，此番旅行，我们需要辗转五家宾馆，加上两次去机场，单是我家，平均一个人就有两件。就按一人1.5件来计算，全车30多人，单次就要搬运45件行李，加上搬进和取出，老人一共需要搬运行李总数达540件次甚至更多。
 

实际情况则更为“严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行李越来越重，有许多人又在旅行过程中购买并增添了新的行李箱，以至于到最后，连旅行巴士底部的行李厢都装不下，只好塞在了车子后面的过道。开始不太理解，为何要按行李的规格去整齐码放，因为就算摆放得再完美，到了住宿地也是要卸下来的，直到最后随着行李的增多以至满员的时候，我才明白，老人那样做，是出于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和职业素质，哪怕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也会那样做。并且，他也不喜欢且不接受别人的关心与帮助，他当时略微强烈肢体语言，大概是想表示，虽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身体硬朗，能够胜任，否则我是不会出来工作的。

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上因为疫情初袭，大家都戴着口罩，更人为地阻隔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当听到金导游介绍，这位老师傅已经七十多岁时，我们更是大为吃惊。而我们乘坐的这辆旅游巴士，也已经安全运行了20多年，虽然车饰和车型，色泽等已经呈现出年代感，但是车内整洁、干净，看得出一直被精心呵护着。

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司机为师傅，言语间透着亲切与天然的熟络。但是我感觉，哪怕语言相通，老人也未必喜欢这种称谓。我猜想，他大概更喜欢被称为先生，日本叫某桑。金导游还略带神秘地透露：不要以为，老人家这样的高龄还出来工作，是因为经济窘迫，你们看看，他的穿搭很时髦，也很考究，可不像是穷人哦，不要小瞧他。

哪里敢小瞧呢，一路上，我们都仿佛是在严师监督下的小学生——那个带孩子的母亲，再怎么着急也不能横穿马路啊，他冷漠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心里估计捏了一把汗吧。还有你们用过的雨伞，为什么不能原样收好呢？所谓原样收好的标准是，每一处皱折都要整齐捋顺才可以。而且，有雨滴的伞只能放在车前面他位置的扶手上，不可以带到车子里。等到雨伞干透了，才见到他像捧着宝贝似地，恭恭敬敬地把伞放到车后面的行李架上。自然，车子里更是不可以吃冰淇淋的，下了车，垃圾必须随手带走。
 

每次见到他，我总会想起王羲之那句“天朗气清”来，但却下一句的“惠风和畅”之感，他始终与人保持着疏离，并不刻意讨好你，却也并不失礼。我留意到，每一次巴士的停靠，到了景点或者购物点的上下车，他都会在一个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应该是时间和行驶状况吧，只是不清楚这是公司的要求还是个人的一种习惯。

老先生的工作量实际不小。这一路，早出晚归，每天要七八点钟才到宾馆，吃饭，洗漱到休息，总会耽搁到十一、二点。而早上六点多就要去吃早餐了。那么，五点多就要起床，我们几乎上了车都不由自主想要小憩片刻，趁机补补觉，但是他则需要全神贯注地开车才行。有时我会想，他能保证好睡眠吗？他能不出差错吗？更何况他还要搬运行李呢！

但是一个细节，却让我安了心。为了避开早餐的人流高峰，我们会去得比较早，但几乎总能碰到老先生，他一如既往地不苟言笑，安静如一棵松，我们自动保持着距离 。他还是那身黑色的衣装，不见灰尘，也不见一丝疲惫之态，衬衫的领口挺阔雪白，仿佛精心浆洗过一般。虽然老先生一路为我们搬运着沉重的行李箱，但他自己随身的行李却十分轻简，我猜想，里面也许只装了简单的换洗衣物，一定整洁有序，也必定会有一两件干净的白衬衫。

想起村上春树在他写跑百公里超马时候的感受，他在心里不停暗示自己——我不是人，是机器人，我会完成的。有时候觉得，这位老先生，也有几分机器人性质，他的工作无可挑剔，但是总感觉缺少了一点什么。

虽然互相没有交流，但其实，我们都在暗中观察彼此吧。

 

司机老先生，他在我们眼中如何呢？——精干、固执，难相处，精力充沛、冷漠，甚至有些自傲，洁癖，处女座的强迫症，古怪，倔强，强烈捍卫自己的职业尊严。他是单身吗，还是结婚了，他的老伴什么样？他有子女吗？他的家人对他的工作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都知晓疫情的残酷性而全程佩戴着口罩，而老先生却一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会安全吗？

而我们，在他眼中又会是什么样子？他会看到什么呢？——那对小夫妻看起来也不像新婚旅行的样子啊，那两位，从年龄上看应该是一对母子吧，那一家三口，肯定是为了带孩子去东京迪士尼的，还有那坐在车尾的一大家子七口，每到一站都是买买买、吃吃吃，大包小裹拎上车。

我忽然想起韩国电影《寄生虫》。剧中，穷人们形容自己，虽然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在人家奢华的家中享受着短暂的舒适，喝着小酒，感受庭院落雨的诗意，但只要主人们一回来，他们会立刻如蟑螂般四处逃散。这让我想起，大年初一清晨，天还擦黑时候，我们乘坐机场大巴准备赴日旅行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全赴武装，小心谨慎，全无兴奋与期待。而暂时逃到了日本的我们，还真的像极了蟑螂，是的，蟑螂。不管是那个披着新LV披肩的女士，还是新买了GUCCI包的男生，我们都像是蟑螂，只要车门一开，立即四处奔散，争分夺秒四散街头巷尾，便利店、药妆店，没有思考的时候采购一大堆生活用品，四处奔波寻觅口罩，口罩就是福音，口罩就是胜利，不管大小，价差，只要能买到就好，似乎只有这样，自己和亲人、朋友的生命才多了一层基本的自由和保障。

我们几近疯狂地采购着方便面、酱油、小食品，廉价优质的化妆品，品尝着各种饮料，甚至矿泉水，和牛，三文鱼等生鲜，在一个地方的司空见惯，在另一个地方却是稀有，物美价廉和安心的保证，这就是蟑螂的悲哀。不论我们多么想活得有尊严，却仍只能如蟑螂般奔波。

旅行的最后一站是新潟，川端康成的雪国写的就是这里了。离别的清晨，天空飘起了小雪，隔窗录了一小段视频，配乐宗次郎的“故乡的原风景”，发给母亲，她说，悠扬婉转中，似乎有不尽的不舍与哀伤。
 

新潟是日本的稻米之乡，我们有幸，也在早餐的定食中，品尝到了米饭香甜，哪怕只配一碗味噌汤和几样简单的小菜，仍是意犹未尽。临上车前，我看到老先生从宾馆的前台那里，买了一小袋大米，他点头致谢，郑重地将米袋抱在怀中，不知为何，这一幕让我莫名感到心酸、温馨、如释重负。

是啊，我们都将要回家了。

我不知道，当他开着空荡荡的大巴车返回时是何种心情。于他来讲，也许只是一件工作的完结吧。但我仍固执地认为，我们都欠缺对方一个有仪式感的告别。我们实在应该互道一声珍重，哪怕山高水长，永无缘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