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父亲杜宣从九江来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预科，是一个爱看书爱写诗的学生。九一八事变爆发，打破了学校的宁静。父亲跟着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乘火车去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1932年1月28日，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愤怒的学生在左翼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公剧社”。预科生和大学生都可参加，父亲也是组织者之一。董每戡是剧社的导演，他帮剧社排了两个独幕剧：田汉的《姊姊》和董每戡的《饥饿线》。父亲不是演员，但在董先生一个多月的排戏、说戏的过程中，他渐渐被戏剧的魅力所吸引。同年10月他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天，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公剧社”连续40多天在新世界剧场演出这些剧目，专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寒衣。他们正为演出成功而喜悦时，父亲和同学中的几个支部委员都被校方开除学籍。父亲很不甘心。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1933年元旦，他们成立了“三三剧社”，父亲是负责人；剧社中成立了“剧联”，由父亲做组长。父亲说，从这时开始，他进入了正规的戏剧活动。那年 他19岁。



1933年，父亲东渡日本，在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年末的一个晚上，因买书结缘的光华书店老板请父亲去吃饭。父亲应约来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有明馆”。原来老板请的是郭沫若，父亲是作陪的。
鲁迅和郭沫若，是青年心中的两大偶像，可望而不可即。现在郭沫若就在眼前，父亲大喜过望。郭沫若招呼父亲到身边坐下，询问了他的姓名和籍贯，接着问起父亲是否听说过一个从日本回江西的他的同学？原来，这位郭沫若的留日同学竟是父亲读私塾时的老师。说到了熟人，父亲就放松了。郭沫若烟瘾很大，侃侃而谈，他叮嘱父亲首先要学好日语。而后向父亲介绍了三位刚从帝国大学中文学部毕业的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期刊。郭沫若说你们一定能够取长补短。后来父亲和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



1934年夏，父亲在茅崎海滩租了房子度假。一天，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带了一本刚出版的的《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来找他。上面有曹禺的处女作《雷雨》。竹内好说，他已看了，写得好。建议喜欢戏剧的父亲也看看。他还在目录上，用红笔把《雷雨》圈了出来。父亲连夜读完了剧本，剧中的情节在他脑海里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暑假过后父亲回到东京，同爱好戏剧的中国留学生们讨论《雷雨》，打算把它搬上舞台。父亲认为他一人导演，能力不够，便邀请刘汝醴和吴天一起来导。请了商科大学邢振鐸兄弟等人参加演出。舞台制作方面，父亲寻求日本左翼戏剧的前辈秋田雨雀先生的帮助，他介绍了筑地小剧场的舞台部来制景；化妆、服装和音乐也由日本朋友担任。1935年4月27日，以“中国话剧同好会”的名义，《雷雨》在东京一桥讲堂正式公演。因剧本较长（至少四个小时），违反了日本政府的“夜间娱乐活动不得超过十一点”的规定。演到第三幕时 ，警视厅来人当场禁止演出。全场都很震动，但观众都表示了谅解。那明后天怎么办？父亲不得不连夜删去序幕、尾声，调整第三幕，以保证后面两天的演出。



这是《雷雨》在国外的首演。它打响了曹禺的知名度。那时巴金正在东京。他看过话剧彩排，也去看了第一场被终止的戏，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些。时过20多年，巴金把珍藏的一张当年《雷雨》的剧照送给了我的父亲。


《雷雨》首演成功之后，父亲他们特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报告他们排练和演出的情况。曹禺的回信中，在感谢海外友人的辛勤劳动之外，对演出中的一些处理方式有不同看法(如：导演们削弱了“离奇”的情节，强调了鲁大海的形象)。曹禺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绝非是一个社会问题剧”。对剧本的删节“只好认为是无法子的事。”父亲他们认为，这封信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决定在父亲主编的《杂文》杂志上发表，并由父亲加了“编者按”，以供戏剧爱好者研究参考。
对于父亲编的这本《杂文》杂志，我是工作后才知道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