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嫌恶的背后     
 
 
通过以上对《边境.近境》中的文本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笔下的90年代中国形象，与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其《支那游记》中书写的二十年代中国形象相比，中国看似无大变化，二者都是不同程度地把中国定位为肮脏、破败、混乱与野蛮等不够文明的国度。然而二者的中国之旅确有七十年之隔，且伴随着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国经济已有十几年的恢复与增长，尤其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得经济增长明显提速，所以村上春树在1994年去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城乡面貌较之以前已经大有改观。但是，村上春树没有去发现中国欣欣向荣的一面，而是盯住那些破败与混乱的东西来进行中国书写，这种中国嫌恶值得我们深思。正如中国学者邵毅平对芥川龙之介心目中中国形象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只有一个，分裂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的问题，毋宁说是反映者的问题。比起纠缠于芥川龙之介批判现实中国的动机来，其实更应该关注其如此批判的价值标准，以及产生这种价值标准的时代与文化背景。”这跟对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了深入探索的法国学者莫哈的.“分析形象（指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笔者注）采用的方法依托于形象与集体想象物的关系”说法是一致的。
当然，村上春树心中不存在分裂的中国形象，因为他没有日本近代那批作家的中国趣味，尽管他也说过“我无论如何都想去一次中国这个国家”，但对于那次中国之行，他心中只有参观中蒙边境诺门罕战役旧址的强烈欲望，在去往诺门罕的途中顺便完成了中国体验。而在体验过程中，他又与日本近代那批来过中国的作家们一样，在对中国的认识上始终带有先行文明开化国家国民的优越感。村上春树的这种优越感，正是引发我们去思考他对中国“批判的价值标准以及产生这种价值标准的时代与文化背景”.问题的关键之处。而这一切都要从日本的“脱亚入欧”着手分析，因为“脱亚入欧”论是近代日本赋予“中国形象”否定意味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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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亚入欧”思潮彻底改变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与态度
 
众所周知，近代以前日本一直在向中国学习，其经济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日本以中华文明为价值标准，日本人当时喜欢使用含有“汉”或“唐”字的名称来统称中国或中国人，对中国非常尊崇。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又通过几次战争肆意践踏中国。作为邻国的日本，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技术文明的强势与中国的软弱无能，于是将中国称为“固陋之国”的言论在日本逐渐盛行，又因前近代日本与西方国家荷兰交往甚笃，以荷兰命名的“兰学”作为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文明的代表，给日本带来了脱离传统现状与落后中华文明的契机。
1885年，日本启蒙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以中日之间的朝鲜争端为背景，发表了《脱亚论》，他主张日本国内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中开创出新的格局，其关键点就是“脱亚”，要求日本摆脱中国、朝鲜等“亚细亚之恶友”的羁绊。正如中国学者周宁所说：“脱亚入欧思潮中日本的中国形象如何，可想而知。中国是‘亚细亚之恶友'，一个堕落失败的国家，显示出种种半开化文明的停滞衰败、专制残酷、愚昧野蛮的特征。中国人不过是‘文明境外的无知之愚民’。福泽谕吉从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学与仁政入手，颠覆日本的中国形象……”
 
显然，脱亚入欧思潮中的中国形象，就是当时西方列强眼里的中国形象的复制，日本开始变得跟西方列强一样，也对中国采取轻蔑的态度，并且从此以后将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审视中国的价值判断标准。无疑，脱亚入欧思潮带给中国是一种伤害，但带给日本的是巨大成功。而随着日本“脱亚入欧”取得的全面成功，日本的国民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逐渐拥有强烈的经济大国的优越意识，且很普遍。据日本广播协会1983年的舆论调查：“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认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而96%的人认为‘生活在日本比生活在其他国家好’。”
 
正是因为日本国民心存一种优越感，他们便往往会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所谓有色眼镜，心理学上称之为.“定势效应”，具体是指人们在认知活动中用老眼光或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事物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也叫思维定势或心向。定势效应常常会导致偏见和成见，阻碍人们正确地认知他者。日本国民在中国认识上所表现出的“定势效应”，不必说普通民众，单是日本几位游历过中国的近代作家，从他们所写的游记中就足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不同程度的歧视。大文豪夏目漱石1909年历时一个半月游览了旧中国满铁沿线的十几个城市，返回日本后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游记《满韩漫游》，该书中译者王成指出：“《满韩漫游》中形成对照的视点是如何看待洋人和中国人，这位曾经在《我是猫》中讽刺日本人到处鼓吹‘大和魂’的文明批评家，当面对西洋人或者中国人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歧视的结构表现在自己的叙述中。”[9]而日本近代唯美派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与1925年先后两次游历中国，相对于别的作家，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抱有很大的好感，但对当时中国的脏乱差也是颇有微词，尤其对中国京剧体验的描述，那简陋的剧场、恐怖的脸谱与聒噪的鼓乐，将他心目中优雅的京剧幻境击得粉碎。
谷崎润一郎提携起来并与之发生著名的“让妻”事件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自称是“中国趣味爱好者”的最后一人，他曾在1920年和1927年两度来中国旅行，并根据自己首次中国之旅的经历撰写了《南方纪行》，文中“带着先入之见参观集美学校的作者，在承认集美学校的教师们已经觉醒、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新式教育的同时，依然不时流露出对于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这说明在日本时的先入观念、同时代日本社会对于近代中国的认识在作者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而日本大正时代的文豪芥川龙之介更是不必提，他在1921年为期四个月的中国游之后写下的《支那游记》，从上海的第一瞥开始全文几乎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厌恶与批判之辞。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战后日本着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并很快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因此国民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成见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程度上的变化，但从未消除过。有关资料显示，日本的每日新闻社和亚洲调查会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进行了“日中相互印象的舆论调查”，其中在1992年的关于对中国印象的调查中，认为中国‘贫穷”的为66%（1988年为69%），可见，尽管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积极推进改革，经济得到恢复与大幅增长，但日本国民仍有三分之二认为中国是贫穷大国。另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六卷（1972-2010）》一书还提到，1992年9月13日《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关于日本国民中国观的舆论调查结果与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的中国观形成了鲜明对照，针对调查中“对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的设问，37%的人回答是“人口的增加和难民的流出”。由此判断，村上春树对人多、混乱、破旧得“异乎寻常”的中国书写，仍是在同时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和共同认识的框架中进行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