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苏轼989冥寿之日
（作者：徐凯）

若要与一个遥远的灵魂对话，必先调准频率。对于苏东坡与气象万千的宋文化，这“调频”的密钥，或许就藏在一盆看似不起眼的草石之中——它被称为“文人草”，更因苏轼而被尊为“东坡草”，即石上菖蒲。养护一盆东坡草，并非简单的园艺，而是一场穿越千年的精神仪式。其底层，是一个“清”字。苏东坡曾为其作赞，曰：“清且泚，惟石与水"。这“清”，是水石的澄澈，是品格的孤高，更是宋人美学与生命哲学的源头活水。从这泓清泉出发，我们得以真正触达中国文人的风骨与雅趣，与苏东坡在同一频道共振。

首先，养护之始：于“惟石与水”间，亲证“清”之本源。苏东坡不仅是东坡草的代言人，更是精研其性的专家。他在《石菖蒲赞并序》中详细记载：“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这种“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苦寒，安淡泊”的禀性，正是其“清”的物理根基。宋人深谙此道，他们将菖蒲附于奇石之上，仅以清水滋养，在案头营造出“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方寸宇宙。苏东坡在蓬莱觅得“弹子涡”石养蒲，欣然写下“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养护者亲手为之濯洗、添水、观其新叶，便是在重复东坡的动作，亲身体验那种剥离泥土、仅凭本真生存的“清”境。此过程，是调频的第一步——将自身从纷繁世俗中暂时抽离，进入一个由纯粹水石构成的澄明世界。

进而，风骨之彰：“瘠而不死”中，照见文人的生命韧性。东坡草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其“瘠而不死”的顽强。这与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轨迹形成了奇妙的互文。他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境遇之“瘠”有如黄州之寒。然而，正如他在赞中所悟，此草“忍苦寒、安淡泊”，于困境中越发青翠。这并非简单的物我比拟，而是生命韧性的同频共鸣。宋代文人普遍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局，他们在现实中锻炼毅力，提升人格，形成了一种“认清人生不美满，却不因此幻灭”的理智而坚韧的生命观。东坡草的形象，完美外化了这种“生命的韧性与张力”。它在石缝中求生的姿态，正是文人在历史夹缝中坚守气节、在逆境中创造不朽文化的写照。目睹案头这抹瘠而不死的绿意，便仿佛听见了苏东坡在困厄中的吟啸，理解了那份“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从容底气。

再者，雅韵之核：从案头清供，通达宋式风雅美学的巅峰。东坡草绝非孤芳自赏的玩物，它是宋代席卷朝野的“风雅”生活的核心象征之一。在宋代，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雅”文化，与市民生活的“风”俗深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生活美学。菖蒲与兰、菊、水仙并称“花草四雅”，是文人书房不可或缺的“清供”。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士人，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等日常活动，皆提升为参悟生命之“道”的艺术途径。在书斋中，一盆东坡草与法书、名画、茶具、香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高雅意境。这种审美追求极简、崇尚天然。东坡草的养护方式——只需清泉与灵石——本身就是对奢华繁缛的摒弃，体现了宋代美学“高度凝练的极简”内核。它在方寸之间凝聚山林野趣，使文人“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实现了心灵对世俗的超越与对自然的回归。因此，供养此草，便是亲身参与了一场宋人的风雅实践，置身于他们打通自我、自然与艺术的整全精神世界之中。

最终，哲思之融：在儒释道会通的境界里，安顿生命。东坡草所承载的，最终是一种融合了儒、释、道智慧的生命境界。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三教融合达到新高度的时期。苏东坡本人便是此中典范。他对东坡草“安淡泊”的赞叹，有道家隐逸超脱的影子；其“瘠而不死”的关怀，蕴含着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而将其作为静观悟道的媒介，则深得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旨趣。宋儒正是在这种融合中，建构了一种精致化的境界学说，他们于日常生活中高扬“自由之乐”，强调直觉体验，寻求内在人格的完满。案头面对东坡草，是一个“静观”与“内省”的过程。其清影令人心境澄明，其坚韧启发人砥砺心志，其淡泊引导人看淡荣辱。在此刻，苏东坡那些浩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再是遥远的文字，而成为养护者与千年之前那个伟大灵魂共同呼吸、共同感悟的生命体验。


故而，东坡草不仅仅是一株植物。它是一个精神的坐标，一个文化的触点。通过养护它，我们从“清且泚，惟石与水"的物理实感出发，经历了与古人同频的审美实践，最终叩响了融合儒释道的生命哲学之门。当我们每日为这一掬清水、数叶青翠驻足时，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的“调频”。直至某刻，东坡草那清洌倔强的身影，与苏东坡潇洒从容的形象完全重叠。我们方能真正懂得，那份“耐苦寒，安淡泊"的，既是草之本性，亦是人之风骨；所谓”惟石与水”，既是生存所求之至简，亦是精神追求之至极。于此，我们终于调准了频道，在千年之后，与东坡先生，也与无数以“清”为魂的中国文人，在同一片精神的水石之间，悠然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