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后的读解与验证--《雨中岚山》的启示（下）

前日，我们发布了王敏教授的《百年后的读解与验证--<雨中岚山>的启示》上篇。文末写道，周恩来在游岚山时偶见角仓了以铜像，萌生了考察其生涯，游历大悲阁千光寺的想法，便有了“二次游岚山”。那么角仓了以是何许人也？他与中国有何渊源？周恩来在千光寺的发现又给他带来哪些启示呢？请读下篇。

角仓了以与大悲阁千光寺

出身中医世家的角仓了以(1554--1614)最早投身海洋贸易，是日本海运的开拓者。他终生以大禹为鉴，相继开凿了大堰川、富士川、天龙川、高濑川等大河，为民造福。

大悲阁千光寺旧照

大悲阁一词源自供奉观音的佛堂“观音堂”。大悲阁千光寺本是第八十八代天皇后嵯峨天皇（1220～1272）的祈祷院。原本位于京都市右京区的清凉寺附近。江户时代初期的庆长19年（1614年），角仓了以为了纪念工程中牺牲的劳工，把该寺从清凉寺附近迁到现在的位置。因为这里的地势与大堰河保津峡的绝壁连为一体，可在绝壁之上增建大悲阁，以便登高望远，眺望疏导治理之后的河流，同时又可在寺内供奉千手观音，希冀地平天成，所以，角仓了以晚年移居该寺修行，守护治水（大堰川）现场，缅怀为治水事业献身的生命，祷祝灵魂的安息。他还留下遗言：在大悲阁安放自己以大禹为楷模，手握石斧的木雕，永远为牺牲者守灵。

1614年，知天命的角仓了以在辞世之前，特邀法师为大悲阁千光寺开山，山号岚山。尔后，其子素庵在寺内安置了角仓了以的木雕。1630年，树建了刻有大儒家林罗山所撰写的《河道主事嵯峨吉田角仓了以翁碑铭》的纪念碑。


诗碑
今天大悲阁千光寺的入口山道两侧，耸立着曾短期出任该寺住持的黄泉的石碑：

何人治水功如禹  古碣高镌了以翁


作者王敏实地探访大悲阁千光寺，与主持合影

秉承昔日风格，该寺珍藏着角仓了以、林罗山、黄泉以及其高师隐元等故人的相关史迹。登上大悲阁，可观漫山遍野，可察河道水路。不难想象，1919年4月5日，青年周恩来在此地思绪澎湃。因为以大禹为标记的中日混成文化之烙印就在自己脚下的岚山。周恩来对大禹的家国情怀抱有特殊情感，如此切实的体验势必引发他追踪溯源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加深了他对日本的认识和理解，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层关注。

周恩来与大禹之缘

周恩来原本出生在治水世家，六岁时移居到外祖父家，并在外祖父家的私塾就读。外祖父万青选任淮安府同知时是分管水利的“里河同知”，后来又做过徐州府“运河同知”，是专掌治水的水利专家。周恩来侄女周秉宜女士告诉笔者，万青选的大儿子也明水利。至少万家三代都与治水有关。因此，来自家庭生活中有关水文化的信息让周恩来耳熏目染，涵养了周恩来对大禹的了解与认识。因此，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曾经三次在作文中提到了大禹。



祭禹是绍兴市的一个常设节会，五年一大祭，日子固定在4月20日

周恩来的出生地虽为江苏淮安，祖籍却是浙江绍兴。绍兴至今依然保存有史传大禹陵等40余处大禹活动史迹。自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祭祀大禹以来，历代王侯都予以传承。960年，宋朝的宋太祖将祭禹列为国家大典。民国时代，更是将祭禹定位为“国祭”，每年9月19日举国举办。清明时节，当地习惯是将先祖与大禹一起祭祀。

在此，重温《雨中岚山》的诗作日期，即可发现1919年4月5日正值清明时节。然而，1919年的清明节却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殊自然现象，清明变成4月6日了。不过，4月5日的岚山是雨天，巧应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年轻的周恩来自然涌起“每逢佳节必思亲”的牵挂，更难免产生对异国神韵、山水有情的岚山的感叹。因为邻邦的岚山不仅落雨应景，而且他还在此邂逅“日本大禹”角仓了以的铜像，这又进一步让他对大悲阁千光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概出于对这些偶然中的必然领悟，周恩来才做出“雨中二次游岚山”的决断。


保存在周恩来祖居纪念馆的“地平天成”照片

无独有偶，归国后的周恩来于1939年春利用工作之余回绍兴为先祖扫墓。当时，他和亲戚们同在禹王庙合影，并派部下专程赶往为庙墙题字“地平天成”的乡绅、书法家徐生翁家慰问。“地平天成”意为和平，源出《尚书》，是中国古代对国家的理想描述，也是日本平成年号的出典。

疏通引来对日民间外交

周恩来对大禹的认识并不止于知识层面的理解。他所关注的焦点是大禹的品格与精神以及方法论，是对大禹贡献民生、治国理政实践的学以致用。如果说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就具有大禹情结，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则把大禹定位为文明的开拓者、科学的先驱者，建设新中国的公务员必备的姿态、国民为鉴的精神象征，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成功的领袖参考，各行各业的方向性、方法论的指南。而留日期间对大禹文化的考察则成为支撑他决策对日人民外交的资料。

简略而言，结合周恩来以疏通法治水作为外交借鉴，与他对岚山的考察，可以认为他找到了中日间的共同点。即由于中日两国共同拥有汉字文明的教养框架，所以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潜在的共识和共鸣。以大禹为楷模的角仓了以便证实了此点。毫无疑问，在其它国家和区域，都难以发现类似状况。因此，周恩来在《雨中岚山》中写到，“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并在建国后指导对日外交时，胸有成竹地指出了两国的共同点。

“对日本既要正视60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达6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但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它，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了，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需要‘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就是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开辟和扩大各种民间渠道，广交朋友，以民促官，汇细流成江河，一旦瓜熟蒂落，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建交的目的。”

（引用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发行的《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中收录的夏衍论著：《永远难忘的教诲》）


周恩来与日本青年在一起

而将这三十年前的启示创造性的运用于外交现场是建国之后的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第一位日本客人，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日本的基本态度：“中国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

紧接着周恩来提出了对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具体外交方针。这源于他对对日考察结果的坚定信念。这也是对日外交的正式启幕。为此，他坚定不移地广泛接触日本政经文化各领域人士，工、农、商、学社会各阶层，推开了经贸文化交流的闸门。又将外交方针调整发展到半民半官、官民并举的新阶段。据统计，自1953年7月1日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1972年9月23日，这19年中他共会见、接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客人），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性民间外交铺垫了道路。


周恩来和来华访问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

周恩来长期以来致力于现场指导，具体引导管理外交的运转，却无暇阔论外交思想的理论。与他所提倡的民间外交基本同意的专业词汇还有尔后出现的国民外交、人民外交、公共外交等等。笔者认为，从日本方面验证民间外交成果的最有说服力的案例之一，是1972年的田中角荣访华。
1972年10月25日，田中角荣与周恩来首次晤面，他这样定位首访中国的性质：“我乘坐漫长的民间交流的轨道，今天终于得以抵达这里。”民间外交主要是以日本为对象的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启迪两国关系源远流长的宝贵的和平资源。　

通过对《雨中岚山》的读解和考察，可以认为周恩来对于两国间特殊的历史文化关系的洞察极其深邃。因此，在周恩来对日思考的言行中，始终折射出一种智慧，并集中反映在对日外交方面。而周恩来所开创的民间外交这条轨道的源流，紧紧连接着1919年的“两次游岚山”。

百年后的今天，岚山依然是中国游客的首选。因为其间的亮点一如既往，引人入魂。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至少从1919年以来，岚山的人文景观风采如故，中国人所向往的精神内涵仍熠熠生辉。

追寻岚山的亮点，青年周恩来与当代中国游客求索何方？只待人们前往。

稿源王敏 人民中国 


王敏
拓殖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国际儒学联会副理事长　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